吴晓波抵制洋货运动的起源

吴晓波：抵制洋货运动的起源

近日，因钓鱼岛事件，国内爆发了抵制日货的民间运动，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新鲜。接下来两篇专栏，我从商业史的角度谈谈抵制洋货这件事，说的不对，大家多批评，不过别砸我的车。　　按社会学家汉斯·孔恩的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创造与经济繁荣的源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它像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稍有拨动，就能引发喧天的风潮。一百多年以来，外国人给予中国人的耻辱是如此的平常，这些记录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从巨额赔款到割让国土，从火烧皇家园林到两个外来军队在中国土地上交战。　　民族主义的狂热便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熊熊燃烧起来的。当国家和民众无法从军事和政治上获得尊严之后，民族主义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业领域转移。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洋货运动一直是民族企业最锋利的武器。　　自20世纪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5年，对象是美国货。在这一年，美国政府制定排华法律，在十年内拒绝中国工人进入，并对在美华人进行了种种人权上的限制。夏天，在华人劳工输出的基地华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至少有10个省份出现了游行。一个叫F·W·福斯特的观察者在当年的报纸上评论说，“中国人抵制美货，是老大帝国反对外国的不公正和入侵的愤恨情绪在觉醒的显着证据。”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1905年的这场抵制运动是“第一次跨越了各种社会团队的大众抗议”。　　第二次全国性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8年，对象是日本货。这年开春，广州官员以走私武器为理由查封一艘日本轮船“二辰丸”，日本政府强势干预，中方迫于压力，释放了日船。这个事件激怒了中国人，他们认为清政府懦弱无能。愤怒很快演变成一场日货抵制运动。广州的商会和同乡会发出公告，号召抵制日货，他们甚至还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抵制目标—直到所抵制的货物总值相当于对日赔款总额。这场抵制一直持续了一年多。1909年，日本加快在东北三省的政治和经济渗透，宣布它将拥有从沈阳到安东的铁路的建设权，很快在东三省的城市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这些抵制运动直接催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沪上几乎所有知名的商人全数参与，最初的宗旨是力图用国货原料制作礼服，后来很快转型成全国性的洋货抵制领导机构。　　1912年12月，维持会召集国内各主要城市的商会代表，在上海召开维持国货大会，就维持国货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展开讨论。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年至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十分显着的现象。对民众而言，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这些运动甚至可以成为对外谈判的筹码。日后我们看到，在重要的抵制运动中，政府是幕后最主要的策动者。立足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击竞争对手。就跟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一样，抵制运动对中国商业环境和市场成熟的正面、负面意义，一直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课题，它甚至从来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　　自1910年之后，中国的洋货抵制运动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假想敌”，它就是日本公司和它们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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